《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第十一章 獨立筆會的黑幕

　　這些年來，因不斷的內鬥和貪腐醜聞，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名聲敗壞，並逐漸分崩離析。那些丟了資源和飯碗的民運人士，立即改頭換面，繼續尋找後臺和可資利用的新資源。可悲的是，江山易改，秉性難移，他們掛的是新招牌，做的卻是老生意，而犯的也還是舊毛病。

　　圍繞著“獨立中文筆會”（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簡稱“獨立筆會”ICPC）爆發出來的醜聞，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高寒案揭開獨立筆會的黑幕

　　2007年12月3日，美國紐約皇后區民事法庭受理了一宗“中國政治異議團體侵權案”，頓時引起各界關注。被告方是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資助的“獨立中文筆會”，原告方是獨立筆會的會員高寒。此案令人們殊感詫異，因為“侵犯人權、侵犯言論自由”的指控落在以爭取民主自由為旗號的民運人士們身上。

　　原告高寒認為，他因批評獨立筆會領導層“黑箱作業”、“財務違規”、“巧立名目”、“中飽私囊”、“黨同伐異”以及制度問題而遭到開除，這樣的事實令人無法接受，必須訴諸法律。他聲稱，此案是中國自由主義者們在民主社會裏效法共產黨打擊異己而製造的現時代的“胡風案”和“王實味案”，而兩者唯一不同的是“這個偽自由主義的宗派小集團目前還沒有掌握國家機器”。高寒表示，他“將竭盡所能，使用一切合法手段，包括輿論的、行政的和法律的，來捍衛自己受到侵害的權利，並讓加害人（包括法人）付出相應的代價。”

　　高寒在題爲《“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開篇詞》的文章中披露，在他被獨立筆會開除之後，筆會當權派劉曉波、余傑、杜導斌、張裕等人“均沉浸在一派按捺不住的勝利喜悅之中”。與此同時，他們還在筆會內“製造某種人人自危的猜疑氣氛，嚴禁‘洩密’、大抓‘線人’，生怕其黨同伐異勾當為外界所知”。據悉，郭羅基、劉剛等會員分別發表文章，對會長劉曉波及理事會提出批評，卻遭到杜導斌、劉路等人的圍攻，而盛雪、郭慶海等人表示支持郭羅基，秘書長張裕則在筆會的網站上一遍又一遍張貼處理高寒的決定，以示警告。隨著高寒狀告筆會民事侵權案的發展，筆會紛爭趨白熱化。

　　香港筆會現任會長、著名畫家徐悲鴻之子徐伯陽，透過一封致《前哨》主編劉達文的公開信發出呼籲：獨立筆會負責人應“詳細閱讀自由世界的法律規章”，“勿以專制獨裁者的狹隘心態來公器私用、假公濟私、公報私仇。”在信中，徐伯陽憤慨地說：倘若已故會長劉賓雁泉下有知，見到今日筆會當權者（劉曉波、鄭義等）恣意打擊異己人士，“把一個主旨為爭民主爭寫作自由的作家聯誼團體變成腥風血雨的殺戮戰場”，“降格為無理取鬧、黨同伐異的聯動紅衛兵式的批鬥會場，他一定會痛哭流涕。”

　　幫派內訌 爭權奪利

　　獨立筆會內部的利益糾紛盤根錯節，衝突頻仍，其中“余、王排郭”事件（ 亦稱“排郭門”）最具爭議性，是此後“余、王罷免案”、“拿下高、郭”風波（亦稱“刪名門”）、“開除高寒案”、“余傑不信任案”等一系列內鬥的導火索。 如今，“余、王排郭”事件的負面影響仍在發酵。

　　2006年5月20日，自由亞洲電臺了發佈一則“郭飛雄發表公開信，指王怡和余傑阻止他與布希會面”的新聞。消息傳開，立即在海外民運圈內引起強烈反響。當時的美國政府原本希望透過以布希總統接見獨立筆會成員的方式，來支援中國反對派的“維權運動”，而結果卻導致維權人士、自由作家、六四精英們之間曠日持久的激烈爭執。郭飛雄表示，余傑和王怡為了將他排斥在白宮的訪客之外，暗中以“有他無我，有我無他”作要挾，迫使聯絡人傅希秋作出讓步。然而，傅希秋、王怡則說：白宮只邀請基督徒參加會談，而郭飛雄不是基督徒。這種解釋對於群情激憤的民運人士、維權人士都缺乏說服力，一時間， “陰謀”之說甚囂塵上。

　　互聯網上關於“余、王排郭”事件的評論文章成百上千，其中，多維社專欄作家冼岩的一篇《余傑、王怡不讓郭飛雄見布希的真正原因》較有代表性。文章說：“王怡的公開講法是：不願以會面形式與郭飛雄捆綁在一起——其實哪裡有什麼‘捆綁’，一同見面，各自表述即可。真實原因是擔心郭飛雄因此而坐大，不同意見從此將更‘不可制’。”

　　冼岩的文章指出：“眼見就要與布希見面，經此儀式後，半路殺出的郭飛雄將具有某種‘正統’地位；相對而言，余、王將不再具有任何正統優勢。……於是余、王‘無毒不丈夫’，在關鍵時刻將郭飛雄踢出局，將這種危險趨勢‘扼殺在萌芽狀態’。……這種公然排斥異己的專制主義心態、陰謀主義‘權謀’當然不能宣之於口，只能操之於手。於是，余、王只能以宗教信仰作遮羞布。但這塊布的破綻實在太多，無法自圓其說，引來輿論不論左右的一片聲討。”

　　輿論對中國“自由鬥士”們此番作爲的批評聲浪，給獨立筆會造成了衝擊。2006年7月15日，劉水、郭羅基、劉逸明、盛雪、伍凡、朱學淵和高寒等人提出“余、王罷免案”，要求撤銷余傑、王怡各自擔任的副會長、副秘書長職務。不過，這項提案遭到會長劉曉波及杜導斌等人的抵制和反擊。筆會內外風急雨驟，混戰各方只看派性不問是非，任何分歧都被上綱上線，進而轉變為一場更你死我活的“互揪特工”運動。

　　刪名有過節 爭名沒商量

　　2006年10月，兩個不同版本的《請像關注當年南非人權那樣關注今日中國人權――致國際奧委會主席羅格先生的公開信》相繼發表，又開啟了另一場爭執。兩封公開信內容大致相同，而署名者卻是同屬於獨立筆會的兩批人，於是爆發出“抄襲“醜聞。

　　誰抄襲了誰呢？高寒指出，他撰寫此文的目的，是請國際奧委會向中國施壓，要求釋放維權人士高智晟、郭飛雄等，故以“高智晟、郭飛雄法律後援團”的名義發出。然而，胡平、劉曉波卻擅自在公開信中刪除了高智晟、郭飛雄等人的名字，並搶先發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於是，高寒將原稿發表於互聯網上，讓公眾評判是非。

　　“劉曉波抄襲高寒寫的文章，並署上自己的名拿去發表”，這一說法越傳越廣，網上罵聲不絕，筆會當權派們終於坐不住了。暗中操盤的胡平認為，這一切都是高寒、茉莉等人無事生非、小題大作引起的。他刻薄地反唇相譏道：“茉莉總不至於狂妄到如此地步，以為這個寫家如雲的‘他們’裏頭沒人寫得出高寒底稿那種水準，所以不厚著臉皮抄襲不行吧。”接著他又說：“問題在於，高寒、茉莉有這種感覺。他們以為高寒的名字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我們死皮賴臉地要盜用；高寒的底稿如此經典，以至於我們不知羞恥地要抄襲。他們當然可以這樣想，不過他們至少應該知道我們並不這樣看。”

　　高寒也不甘示弱，接連發表了數萬字的“駁胡平”、“駁胡平、吳仁華”系列文章，進行還擊。他指出：“劉曉波的問題，主要是黨同伐異，且是不講人道倫理的黨同伐異。因為與被救援人物有意見分歧，就連人道救援的底線也不要了：要麼‘拿下高、郭’，要麼拒絕簽名。”高寒說：“為了那點狹隘的幫派利益，踐踏起碼的工作倫理、程序倫理，幾成家常便飯，互相為一個、甚至一連串謊話作證竟成天經地義。試問，這樣的群體，哪有一點民主？這樣群體，怎能不輕易被搞定？……這種在專案出臺的最後關頭，突然改變既定運作方案，強力另搞一套，終成定局的事件，在民運史上竟屢屢出現。而每一次事件背後都涉及同一股勢力：民運既得利益貴族集團。”

　　最後，自稱“民運元老”的王軍濤硬著頭皮出面，以他的“道德虛無”立場來調停。更令眾人瞠目結舌的是，王軍濤對高寒諷刺挖苦，說：“看著那些放著一目了然的真相不顧，卻頑強地試圖在真相之下尋找和力圖證實想像的真相的人們，看著他們那滿頭大汗和漲紅的臉龐，我開始懷疑，歷史上的酷吏是不是真的都是壞人出於壞水才折磨人的？”他反問各方：“正義感和自尊心真的那麼重要嗎？說到底，正義感也不過是一種情緒；其遵守的心理客觀規律與愛情和貪婪等心理現象差不多。”

　　揮棒收拾你 還要你道歉

　　自稱信奉“民主法治”的人，竟然毫無民主法治觀念，為所欲為，最後只能撕破臉皮，徹底攤牌。2006年7月，獨立筆會內部論壇拋出署名“蘆笛”的文章《敦請“獨立中文筆會”理事會立即開除害群之馬、文盲“作家”高寒》。該文稱，高寒“企圖以此發動群眾，製造輿論，掀起網上暴民運動，製造‘政治地震’，用非法手段搞掉在國內外具有巨大影響的筆會負責人，由他這個文盲白丁取而代之，從此將筆會化為他的個人政治資本與爭權奪利的政治工具。”針對此文，高寒分析認為，這是杜導斌等人“打響了以‘開除高寒案’來反制‘余、王罷免案’的第一槍”。

　　2007年7月，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12人正式向會長劉曉波遞交《關於請求筆會理事會審議處理高寒先生嚴重違反章程行為的提議》。理事會當即作出決定：高寒的會員資格將於9月3日終止；而在此之前，高寒必須向秘書長陳邁平，向提案人杜導斌、李建強、武宜三、廖亦武等人以及全體會員道歉，“並保證不再重犯‘侮辱、誹謗、捏造或故意傳播謊言’和‘嚴重損害筆會聲譽’違反本會章程的行為”。

　　獨立筆會指控高寒的“罪狀”包括：
　　
　　在筆會領導換屆選舉期間，污蔑秘書長陳邁平“巧立名目”、“中飽私囊”；
　　
　　在“余王排郭”風波中，污蔑會長劉曉波和理事會“參與了余王二人在美國行為的決策”，並斷定筆會“對余王訪美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宣傳活動”；
　　
　　擅自公佈所謂“民主中國臨時過渡政府各省市政權和平交接委員會接收成員”名單，使名單中的獨立筆會國內會員處於危險境地，並導致許萬平、楊天水被判刑。

　　針對上述指控，高寒發表“開除高寒案”系列討論文章，指出自己之所以遭“清洗”，僅僅是因為批評了筆會領導層。他說：“儘管劉曉波、余傑幫派集團目前離掌權還有十萬八千里，卻也亦步亦趨地象中共那樣掄起可任意解釋的‘洩密’大棒迫害異己：連本人公佈自己對辯護權遭剝奪的抗議信，居然也成了‘洩密罪’。”高寒質問道：“為什麼我們這個號稱獨立於專制體制的中國文化人自主管理的團體，其內部卻容不得批評和爭論？為什麼有人動輒就將會員對筆會個別領導人的批評等同於‘攻擊筆會’和‘損害筆會’？這不是專制是什麼？”

　　貧富不均 紛爭之源

　　獨立中文筆會創建於2000年至2001年間。起初沒有經費，大家都還相安無事，但自從獲得NED钜款資助後，內部的明爭暗鬥層出不窮。隨著各種經費源源不斷而來，筆會領導層開始高度防範內部人士“洩密”。據高寒披露，曾擔任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負責人的茉莉，就因為批評秘書長陳邁平隱瞞捐款來源而受到壓力，憤而辭去了理事和會員。

　　此外，現居深圳的筆會“獄委協調人”趙達功也說：“每年從我這裏就劃走幾十萬人民幣援救獄中作家家屬，NED給筆會的錢根本就沒有這一項，這都是筆會爭取來的。”由此可見，獨立筆會的經費並非如其財務報告中所稱的“基本依賴單一資金來源”，除了NED之外，應該還有其他機構秘密資助，而這正是筆會領導層晦莫如深的原因。

　　2007年10月，獨立筆會又因“秘書長張裕涉嫌選舉作票”再起衝突，郭羅基為此發表《化解危機，挽救筆會》一文，主張：一、張裕停職；二、設立監察小組；三、請NED派觀察員介入調查。這些建議雖獲46人贊同和附議，卻遭會長鄭義封殺。另外，郭羅基等14人連署的《對續任理事余傑的不信任案》，也未被列入會員大會議程。這時，高寒發表《我們的分歧在哪裡？――與履新的筆會“會長”鄭義老兄談談心》，矛頭指向筆會當權派的“利益瓜葛”問題。

　　高寒的文章這樣責備鄭義說：“當你還一直站在各種各樣的有資源同仁圈子之外時，我們是‘志同道合’的；而當你有可能參與染指某項資源了，你就不得不與鐵哥們高寒分道揚鑣了”。“據說，你現正與余傑忙不迭地籌畫著在華盛頓DC開一個筆會辦公室，為此還向NED申請到了5萬美金預算。看來此時此刻下決心搞掉內部的‘刺兒頭’，其餘會員的不滿，就都好對付了”。他還透露，鄭義曾經告訴他：“許多人都不滿某理事一人就領薪1萬5千美金”。高寒稱，“仗著掌管著NED給的錢，伴隨著津貼、補助、獲獎、出訪、出書、稿費、開會等等而來的，是會員們對這一切越來越沒有了發言權。”

　　郭羅基讀罷高寒此文深有感觸，撰文稱讚高寒“是一個願為正義事業獻身的人，他的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幹民運’，而不是考慮如何掙錢、如何吃民運飯。我到他家裏去看過，在美國，我還沒有見到這樣破爛的家。聽說筆會的某些負責人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大概想不到富裕的美國還有如此貧困的高寒。”

　　義工圖利 坐地分贓

　　針對上述郭羅基的文章，劉曉波立即以《關於筆會的反對派——反駁郭羅基為高寒的辯護》作回應。他表示，郭羅基影射其在國內日子過得很“滋潤”不盡公道，因為他一直處於大陸警方的監控之中，拿不到出國護照，並隨時可能再次被捕。他說：“可能，我的物質生活不像高寒那樣貧困，但那也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當會長四年，我分文未取。我不知道高寒過窮日子的真正原因，但我並不認為他如此貧困是由於一心幹民運造成的。”劉曉波表示：“筆會是個義工團體，領導層與會員之間沒有利益瓜葛，所以，誰也操控不了誰。”

　　劉曉波的上述說法遭到“自由聖火”網站上署名“山人”的文章駁斥。文章指出，劉曉波雖不直接從獨立筆會拿錢，卻憑擔任會長之故“撈到了一個在筆會之外的閒職美差，以致可以人在國內，坐享每年幾萬美元的固定收入”。文章還披露，劉曉波目前掌握的網刊《民主中國》，獲NED每年撥款十三萬六千美元，除了支付稿費，其餘由劉曉波和蔡楚等人分享了。筆會中劉曉波的鐵杆支持者綦彥臣、余傑、武宜三、廖亦武、王怡等人，都是《民主中國》網刊的“專欄作家”。

　　署名“山人”的這篇文章繼續嘲諷道：“無論國安警察如何監控，也沒有阻止劉曉波拿著大把國外美元，在中國國內過滋潤日子，也沒有阻止余傑出入國門周遊世界，輕鬆自由如同趕集。”最後，文章說：我們“並不在意劉曉波所享受的特殊經濟待遇。問題在於，劉曉波這兩年利用優厚待遇幹了多少拉幫結派，欺負弱者的壞事？”

　　香港筆會會長徐伯陽也撰文揭露，國際筆會會章與香港社團通則都嚴禁社團理事會成員受薪，大凡正副會長、理事、司庫、秘書都是義務職，然而今日的獨立筆會已淪為一個“坐地分贓的黑社會集團”――它嚴重違背民主法治原則，制度不健全，監察功能實質癱瘓，而且理事會集體違章。徐伯陽的文章說，NED每年給“獨立筆會”十幾萬美元，“這筆钜款大多數都被掌權的幾個頭頭私分了，真正用於促進創作自由的錢，微乎其微。”

　　徐伯陽還披露，這幾年已有黃翔、蔣品超、高寒、茉莉、郭慶海、任不寐、蕭雪慧、張嘉諺、周玉樵等多人因揭發“賬目不清”等黑幕，而被開除或排擠出會，而唯一的一位監事員余世存因得不到頭頭們尊重，長期不出席理事會。徐伯陽說：“這個既不民主，又不獨立的團體，早已淪為專制獨裁者的‘東廠’和‘西廠’。”

　　財務拒公開 假賬名堂多

　　高寒披露，獨立筆會獲得NED資助的第一年，就巧立名目，變更用款科目，挪用逾5000-9000美元。筆會2004年上報給NED的決算中，其中“歸還”給陳邁平、貝嶺、張裕等的差旅費“私人債務”逾5000美元，而在帳面上卻是以與實際用途完全不相符的該年度之虛假“工資”科目呈現的。他指出，只要那份決算報表沒有明確地寫上“歸還2003年會員債務”這一科目；只要提交給上次會員大會的那份筆會財務報告中所謂“後來分別由秘書長萬之領取 2000 美元以抵銷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前任執行主任貝嶺領取1350美元以抵銷參加2003年出席墨西哥國際筆會大會路費，張裕領取1159美元以抵銷參加2004年出席西班牙國際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代表大會路費”之款項，在該決算中是以“工資”來支取的，那麼“巧立名目”的批評就成立。

　　高寒認爲，這種不直接不名正言順地領工資拿錢、卻偏要用以繞彎子且財務違規的方式來拿錢的方式，違反常理。高寒說：“正是從這種不走捷徑反繞彎路的‘反常’支款行為中，正是從筆會會長、副會長、財務秘書、兩任秘書長均眾口一詞為此‘反常’財務行為的月臺背書中，讓本人看到了我們中國人中作為潛規則所暢通無阻著的某些個貓膩，看到了我們筆會財務透明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郭羅基在《獨立中文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透露：“由於高寒本人的上訴權被剝奪，我和劉國凱、餘樟法、樊百華、劉水、貝嶺於九月十三日向筆會第三次會員大會提出議案，討論和審查‘高寒誹謗案’以及理事會的相關決議。九月二十九日，理事會作出決定，拒絕立案。這個決定的文本，看起來很像秘書長張裕的傑作。”他指出：“‘高寒誹謗案’所涉及的，是筆會向美國民主基金會報的賬與筆會內部的財務報告不符。美國的財務制度是很嚴格的，打醬油的錢不能買醋。高寒若是向美國民主基金會舉報，弄不好就會斷了筆會的財源。”

　　民運有幫規 順服成大佬

　　郭羅基上述這番話震撼了獨立筆會，於是，剛上任的會長鄭義不得不出面作出回應。他無奈地解釋道：“在如此頭緒紛雜努力工作的情況下，出來這麼一位朋友違反章程並纏訟到底，且激起公憤，理事會如何能視若無睹，而不秉公執法？如果理事會姑息高寒，那麼聯署提案者又該作何感想？如果聯署者們也像高寒那樣寸步不讓，理事會又作何處理？因此，我認為開除高寒，不過是‘避禍’之舉，防止組織受到更大傷害。”鄭義表示：“筆會統共只有200號人沒有一條槍，控制不了任何一個人的生活。被開除者不僅沒有恐懼和經濟、政治損失，甚至還可以不斷聲討，或者進而自己成立一個足球協會，可以手足並用。……筆會開除高寒，並不是自由的喪失，而是自由的保障。共產黨不能退出，筆會可以自由退出。”

　　作為筆會會長的鄭義，一番解釋竟如此顛倒是非、連諷帶刺，對高寒而言無異於火上澆油。他憤然反問：“‘自由表達’還是不是筆會所認同的核心價值？”高寒指出：“打著‘自由主義’旗號的極右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與打著‘共產主義’旗號的極左分子們的一元化思維，其實並沒什麼兩樣，他們的靈魂深處其實是息息相通的。因此，極右分子搞一言堂較之極左分子搞一言堂，絲毫都不遜色。”他更透露，在此之前筆會已經逼退了眾多批評者，其中有黃翔、茉莉、任不寐、周玉樵、蔣品超、傅正明、蕭學慧等；照這樣清除異己的勢頭，至少還有四、五人也面臨“洩密”、“誹謗”的指控。

　　高寒撰文指出，黨同伐異之陋習不只存在於獨立筆會，連整個海外民運圈也都是幫派倫理猖獗，“衝鋒陷陣遭圍毆，順服無害成大老”，以至終於釀成“排郭門”和“落井下石”這樣殘酷的背後捅刀子事件。高寒說：“在一個幫規高於一切的小圈子裏，是沒有真相可言的，是沒有是非可言的。”他在辯論中這樣警告劉曉波、胡平等人：“對於一個這次鐵了心要掃蕩積弊甚深之舊民運黑幕而追求新民運倫理的人來說，你們的那套‘公佈證據是洩密，沒有證據是無理’的玩意兒，豈能難得倒我？”高寒進一步指出：“筆會作為在美國註冊的社團，其法人代表是誰，也至今神秘兮兮地處於‘地下’狀態。如此，便是既拿會員大會這個‘最高權力機構’的莊重在開玩笑，又讓整個筆會組織潛藏著隨時可發生的法律危機。”

　　制度成擺設 權力更傲慢

　　出了這麼多的事，獨立筆會的制度是不是有問題？――許多人都抱有這樣的疑問。當然，獨立筆會的制度是有的，但對於獨立筆會的當權派實際並無約束力，因而，爭奪權力的重要性就遠遠大於完善制度。

　　2005年12月，盛雪高票當選副會長才幾天，在沒有違反筆會章程的情況下，就被劉曉波、余傑、蔡楚、孟浪等人以“勸說”方式逼迫辭職，而理由僅僅是“她不夠資格”。於是，這種“事後資格審查”，引起各方批評。然而，當會員們為盛雪鳴不平之際，她本人卻保持沉默，以“風度”保護了黑幕。當時，正在為一項旨在推動財務公開的“章程修正案”奔走呼號的高寒說：“我的抗爭餘音未了，盛雪就第一個成了那黑箱操作的祭品。”

　　高寒的“章程修正案”雖曾得到許多會員贊同，然而，會長劉曉波以及一些大會工作人員卻違反行政中立，中止大會正常進程，分頭給提案人打電話，動員他們撤案。於是鄭義撤了，王丹、陳破空等也跟著撤了。高寒感歎道：“反正這圈中也時興‘跟人不跟線’。” 高寒向鄭義“掏心窩子”說：“很明顯，這是典型的‘屁股決定腦袋’定律在作祟。因為，玩真格的‘公開性’和‘競爭性’，就都有可能要觸動到有些人那實實在在的既得利益或預期利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之難，不就難在這‘屁股-腦袋’定律嗎？中國的一幫‘自由主義精英’實在也不能免俗！”

　　2007年12月3日，高寒與從歐洲遠道而來的獨立筆會秘書長張裕在紐約法庭上狹路相逢。窮困潦倒的高寒請不起律師和翻譯，而他的對手卻財大氣粗，不惜耗費每小時數百美元的律師費，以及曠日持久的跨國旅行，來打這場官司。高寒只能抗爭，別無選擇，因為被告方已拒絕和解。他要向美國法官控訴：獨立筆會壓制內部言論自由，踐踏國際筆會憲章，已成為“一個黨同伐異黑箱操作的宗派小圈子”。

　　那麼，這項訴訟究竟有多大意義呢？高寒對媒體稱：“這是海外民運中第一個針對那常以‘維權’為訴求的團體，依法維護其成員權利的案件。而‘維權者’侵權；向‘維權者’維權，這本身不正是對這類自稱民主團體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高寒撤訴，轉往高等法院控告筆會

　　2008年2月26日，紐約當地華文媒體《世界日報》報導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訴訟開庭的消息。前一天，在法官William A. Visovich的建議下，高寒撤銷了告訴，但他表示將赴高等法院繼續對獨立中筆會提告。

　　高寒宣稱自己所訴求的是一個道歉，並要求獨立筆會恢復他的會員身份。獨立筆會會員胡平代表筆會出庭，他的委託律師Aaron Lebenge在開庭前表示，這是很簡單的案子，高寒的提告沒有理由也沒有基礎，因此案子一定會撤銷，而在撤銷後筆會也不打算提出反告。

　　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根據民法第78條，當庭建議高寒撤銷告訴。他對高寒說，高寒的告訴並不屬於小額法庭範圍，即使高寒是對的，以他的職權也無法審判。這位法官說：“我看了此案的材料，相信原告會勝訴，但他應該依循正確的程序，向紐約州高等法院或聯邦法院起訴。”

　　高寒之所以選擇小額法庭來提起這次告訴，主要是因爲小額法庭無須請律師，而高寒是請不起律師的。但是，法官William A. Visovich明確地告知他這樣兩個訊息：其一，到了高等法院，照舊可以自行提起告訴；其二，他可以嘗試請求紐約律師協會為他指派免費律師。

　　從法官那裏得到的這兩個訊息，促使高寒接受了法官的提議，從小額法庭撤訴，準備轉往紐約州高等法院繼續提告。而至今這場官司還未有明確的結果，仍需拭目以待。

　　內訌官司逼出胡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平是如何攪進高寒與獨立筆會的官司裏來的呢？

　　對於這個問題，高寒發表在網上的文章中有披露，他聲稱，胡平的到庭早就在他的預料之中。因爲在提告之初，高寒就把法院傳票的接受地址選在胡平家。他之所以這麽做，有以下兩個理由：

　　其一，可以免去他原本必須去筆會“地下法人代表”一平（李建華）居住的上州 ITHACA 立案出庭的辛苦勞頓，而在紐約市以逸待勞地來打這場官司；

　　其二，胡平的太太王艾曾經做過筆會會計，經她手做的一份非贏利組織年度報稅表，就是以胡平家作為辦公室地址的，而這也就恰好吻合高寒提起告訴的小額法庭對起訴地的要求，亦即“任何公司在本市有分店、辦公室者均可在本市起訴”。

　　但令高寒沒有想到的是，本來可以拒收傳票從而不必出庭的胡平，居然沒有“法律頭腦”地出現了。據高寒稱，胡平本來是可以避免攪進這場官司的，一來胡平的太太王艾做筆會的會計已經是多年之前的事情，二來胡平可以否認筆會的辦公室設在他家。

　　與胡平同時出現在法庭的，還有紐約中國城的美國律師李進進。高寒本來以爲李進進只會做筆會方面的幕後參謀，所以對他的出庭略感意外。但是，此時的李進進不單單是律師，還是獨立筆會的新成員，於是，就出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高寒寫道：“我伸出手去與李進進握手，說：‘祝賀你加入筆會！’（李進進）先是略為一詫，因為此事筆會內部也才剛剛宣佈，但他轉瞬一笑道，‘你走了，位子騰出來，我們就進去了。’”

　　高寒與獨立筆會之間的官司，雖然時下還沒有最終的結果，但是，透過這場官司，已經揭開了獨立筆會的黑幕，也讓外界看到了獨立筆會這個團體的真相。獨立筆會的會員，很多都是知名人士，擁有自己的讀者群体和擁躉，其中劉曉波還是著名的異見人士，也是六四事件中的中堅分子。在民衆的心目中，這些知名人士應該是道德高尚的君子，但是，透過一系列事件所爆料出來的“拆爛污”實在是讓人大跌眼鏡，而他們的形象透過這些紛爭事件的爆料，或許也會從此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