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第十五章 民運人士當特工（三）

　　臺灣與民運合作卅年簡史

　　1982年11月，大陸派往加拿大的公費留學生王炳章在美國紐約發起“中國之春”運動，並創立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臺灣軍情局當即派員與王炳章直接聯絡，王也派寧嘉晨去臺灣洽商合作。這成為臺灣與海外民運“合作關係”的開始。

　　當時，臺灣軍情局經國安局核定後，決定以政府名義與“中國之春”秘密合作。1983年，臺灣軍情局派翁衍慶上校（後晉升至中將，並於副局長任內退休），化名“翁遠書”，赴美擔任聯絡指導。當時，翁衍慶在臺灣軍情局内部的職務是軍情局駐美東工作組長，對外的公開身份則是“君平公司”負責人。

　　1982年到1985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一階段，主要接觸對象是王炳章。臺灣軍情局每年提供大約五十萬美元活動經費，匯給王炳章虛設的“貫中公司”，另外付給王炳章每月一千美元的個人津貼。這個階段的專案代號稱為“移山專案”，臺灣軍情局借用“愚公移山”故事，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運人士之力“移山”，撼動中國大陸內部的社會制度。

　　台灣軍情局歷時二十餘年，與從大陸出走海外的民運人士接觸、聯絡及合作，前後分別歷經“移山專案”、“文正專案”、“崑崙專案”、“致廣專案”和“致遠專案”等四個階段，剛好也代表了海外民運人士的興起、轉移、發展與沒落的四個時期。

　　1984年到1989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二階段。1984年10月，發生了“江南案”，臺灣軍情局駐美情報員奉命撤離。經國安會、國安局與國民黨文工會商議，並報請當時臺灣的總統蔣經國核定，自1985年12月起，與海外民運的合作轉為文工會接辦。當時的文工會主任是宋楚瑜；由於實際工作仍由軍情局負責，故翁衍慶借調文工會，但仍具軍職身份。

　　1986年5月，FBI約談翁衍慶，指明其身份為臺灣軍情局駐美代表，希望翁能與美國方面秘密合作，翁未允諾，於是，被迫在兩周後離美返台。翁衍慶返台後，王炳章趁機坐大，還有意在台灣組黨，由於當時還處臺灣的“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組建黨團。爲了阻遏王炳章的這種“野心”，於是，軍情局停止與其合作，切斷經費資助，並運作與“民聯”合作，阻止王炳章勢力的進一步發展。

　　1988年，為防止民運失控，臺灣軍情局命令胡平“做掉”王炳章。這是海外民運的第一次分裂，胡平由此取代了王炳章。同年8月，胡平派林樵清到臺灣與軍情局洽商，軍情局旋即恢復了已停止一年的對海外民運的經費援助。

　　1990年至1993年，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三階段。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臺灣軍情局主動與胡平建立“策聯”，並在大陸展開積極活動。期間，大陸逮捕了十名台灣軍情局的間諜，這些人均獲刑八到十年。

　　1999年6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擔任民聯主席，臺灣軍情局順勢停止資助民聯，僅經援《北京之春》雜誌。這是臺灣軍情局第二度中止資助民運的經費。

　　從1994年到2000年，則是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的第四階段。這個階段，大陸當局有計劃地切斷海外民運人士的聯絡管道，並且釋放魏京生、王軍濤、王希哲等人。這些人到達海外後，讓民運派系變得更加複雜，於是臺灣軍情局也不可避免地攪進了海外民運的“戰國時代”。

　　1996年，大陸試射導彈，台海危機爆發。臺灣軍情局的任務改爲以軍事預警情報為重，並大量派遣情報員登陸。至此，海外民運人士的角色越來越邊緣化，終至沒落。2000年，民進黨執政後，臺灣軍情局大幅削減民運經費，僅存少數的個案合作。

　　王丹承認接受臺灣經費

　　目前，仍在接受臺灣資助的民運人士中，王丹就包括在內。幾年前，曾有記者在美國加州的一個公開場合以此問題質詢王丹，當時王丹堅決否認“拿了臺灣當局的錢”，還信誓旦旦地說，“不信可以查我的銀行帳號了”。如果陳水扁的貪腐弊案沒有爆發，王丹的“誓言”也許永遠不會漏底，某些彌天大謊也許永遠不會被揭穿。

　　後來，王丹接受媒體訪問時，間接表示收過數筆來自“臺灣友人”的捐款。有媒體更直接指出，王丹所收受的20萬美金，是來自臺灣的陳水扁當局。面對這樣的報導，王丹在臺灣東森電視臺的訪問中，鄭重否認他知道捐款的來源是來自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但陳水扁忽然自身不保了，“國務機要費”裏終於露出王丹的名字。在推脫了一陣子之後，王丹終於公開承認他拿了那20萬美元。

　　2006年3月8日，民進党特意安排王丹、胡平以“外國友好人士”的身份到臺灣立法院演講，為此前不久陳水扁終止“國統綱領”，亦即“廢統”，站臺鼓氣，抗衡外界反對聲浪，激勵島內台獨士氣。

　　王丹和胡平分別是《北京之春》雜志社的現任社長和主編，據臺灣《自由時報》披露，《北京之春》每年負責為臺灣軍情局收集250件情報，為此臺灣軍情局專門設立“二王專案”和“文正專案”，資助王丹、胡平分管的間諜網路。

　　眾所周知，王丹每月都要定期進出臺灣。當時記者也爆出他“計畫之中的臺灣之行”不受影響。人們有理由懷疑：他是否因救駕有功，去臺灣領取更多的獎賞去了？

　　王丹當時曾經辯稱，其實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資金來源本來就很多，但是只要沒有特別的政治目的，他們也都不會去詢問捐款的資金來源。

　　台諜李少民、高瞻在大陸竊密被捕案

　　2001年2月，在臺灣軍情局與海外民運合作蕩到低點，並大砍援助經費之際，大陸警方開始動手抓人，逮捕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外籍學者與民運人士，李少民與高瞻案件就是在這時發生的。面對大陸警方的“台諜”指控，李少民與高瞻均極力否認，僅承認接受臺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經費贊助，單純從事與兩岸有關的研究活動，而臺灣軍情局則對此事件保持緘默。

　　李少民與高瞻案，引起美國高度關注，包括當時的布希總統與國務卿鮑威爾，都公開對中共喊話。事實則是，李少民曾與臺灣軍情局“接觸”，高瞻則不曾與臺灣的情報人員碰過頭。李少民與臺灣軍情局接觸的時間極早，中間介紹人是當時“中國之春”雜誌社社長王炳章。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飛到泰國曼谷，與臺灣軍情局情報員曹某某見面。

　　大陸警方是在2000年底盯上此案的。2001年2月11日，赴大陸探親的高瞻從北京返美時遭逮捕；而具有美國公民身份的李少民，則在同月25日由香港進入大陸時遭拘禁。至於交給李、高文件的曲煒，時任大陸“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宣傳部副部長。曲煒在2000年隨團訪台時，曾經脫隊“失蹤”過，傳聞他曾與臺灣情治單位“接觸”，並接受新臺幣十萬元的見面禮。曲煒交給高瞻的機密文件中包括當時大陸國台辦新任副主任周明偉的一份內部講話資料，據稱這份文件在當時被列爲“機密”，於是，曲煒亦于同月被捕，而這份文件由於高、李、曲三人的被捕，亦未能流出。

　　該案的結局是，曲煒以間諜罪獲刑十三年，高瞻以間諜罪獲刑十年，隨即獲准保外就醫，驅逐離境。李少民、高瞻被大陸警方監禁約五個多月，均於當年七月獲釋返美。由於民運人士均居海外，臺灣軍情局與民運長年合作，鮮少傳出“失事”案例，此案堪稱首回。

　　王炳章被臺灣出賣，遭大陸“綁架”

　　最早與臺灣軍情局合作的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2002年7月就遭大陸警方監視，同年12月被正式逮捕。臺灣情報界不少人認為，王炳章是在越南邊境遭大陸警方綁架抓走的。2003年2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審，以間諜罪獲無期徒刑。

　　根據大陸司法當局公佈的刑事判決書，王炳章搜集的情報內容包括“中越邊境自衛還擊作戰戰例選編”等機密文件。王炳章被捕的過程，相當戲劇化。據臺灣情報界知情人士稱，按照大陸警方的說法，王炳章因涉及一件綁架案，在廣西邊境的一座小廟躲藏，被人發現並意外遭捕；但臺灣軍情局內部沒人相信這個說法，傾向於認為是大陸警方掌握了王炳章的行蹤，直接派人到越南邊境將其綁架到廣西，然後由大陸國安單位順理成章地抓人。另有知情人士透露，王炳章的被捕，實際上是被臺灣情治單位有意出賣給大陸的。

　　1998年1月，王炳章化名“樓開文”，自廣東珠海潛入大陸活動，並安全出境。王炳章被捕前，曾托人帶信到臺灣，要求臺灣軍情局或國安局向其資助情報經費。不過，當時臺灣軍情局對大陸的情報工作重點，已調整為預警情報優先，對所謂“兵運”或“恐怖活動”，興趣不大。據知情人士透露，臺灣軍情局怕王炳章事件引火燒身，成為大陸攻打臺灣的藉口，壞了大事，就向大陸當局做了一個“順水人情”；這樣也一勞永逸地省去一大把麻煩。

　　楊建利被林保華出賣被捕

　　楊建利，44歲，山東臨沂人，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美國“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主席，曾因間諜罪被判刑五年。出獄後，獨自成立“公民行動”組織。現居美國波士頓。楊建利長期領取臺灣情治單位的經費和津貼，並經常赴臺北述職，這在海外民運圈內早已不是秘聞。

　　2002年，楊建利接受臺灣當局的任務，潛入大陸東北地區，暗中收集大慶工潮以及油田防空部署等情報，並資助遼寧工運。因其冒用他人假護照，並且訓練有素，因此一路上未被大陸有關當局察覺，任務完成後順利抵達雲南邊界準備離境，基本接近大功告成。

　　當時，正值時任中國國際副主席的胡錦濤訪美前夕，陳水扁當局急需製造一、兩宗“大陸踐踏人權”的新聞事件，來幹擾胡錦濤訪美的政治氣氛。於是決定在楊建利離境前夕，由林保華故意暴露楊建利的行蹤，讓大陸當局抓捕楊建利。林保華曾撰文指稱，他在楊建利即將離開大陸前，明明知道海外電話會被大陸國安部門監聽，卻不斷從美國打電話到楊下榻的賓館，故意讓大陸國安部門注意到楊建利的行蹤。

　　《北京之春》雜誌社與“民運聯席會議”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即向美國媒體發出新聞稿，聲稱“著名異議人士”楊建利因“考察大慶工運”而在大陸被捕。此舉正好給大陸當局彈壓大慶等地工潮以藉口，指認工潮背後有“黑手”，即“境外敵對勢力”，而非所謂油田下崗工人為爭取生存權益而發生衝突的治安事件。這樣一來，海外民運便也終於撈到了一點表功領賞的資本。真可謂各得其所，兩全其美。但是，這份新聞稿在楊建利被捕後不到兩小時就發不出來，卻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海外民運與臺灣當局之間的密切合作。

　　順便提一句，當時抗議胡錦濤訪美的示威隊伍僅剩藏獨組織和法輪功兩家，海外民運再度缺席，原因不外乎臺灣“國安秘件曝光”後，臺灣情治單位經費大幅縮水，且面臨人事調動，自顧不暇。多年前，臺灣出錢讓海外民運在紐約抗議李鵬訪美，因半數以上經費被林保華等人在法拉盛“都一處”酒館酒足飯飽後私分了，結果導致實際參加示威的民運人士寥寥無幾，令當時的臺灣陸委會主管人丟了面子。有鑒於此，這次林保華索性叫民運組織不要再去公眾場合出洋相了，只要炒作好楊建利事件，就算可以交差了。

　　陳水扁接見民運人士，隱密間諜浮出水面

　　2006年4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陳水扁當局對胡錦濤此次訪美極爲焦慮，時任陸委會主任委員吳釗燮曾向臺灣媒體表示，“儘管我們收集的情報顯示布希不會和胡錦濤一起發佈聯合聲明批評臺灣當局，但當局仍然非常焦慮”。4月18日，臺灣當局還曾力勸華盛頓不要在胡錦濤訪美期間不要批評“有獨立傾向”的陳水扁。時任臺灣駐美代表的李大維也證實，臺灣駐美人員已受命高度戒備，密切注意胡錦濤訪美的動向。

　　4月20日，當時的美國總統布希在華盛頓會見胡錦濤。台灣當局為了幹擾國際輿論對此次中美兩國首腦峰會的關注，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於是特意安排他們鐘意的“中國民運人士”抵達台灣，接受陳水扁的召見，並授意台灣媒體進行現場采訪。

　　據悉，當時被陳水扁欽點召見的“中國民運人士”有阮銘、林保華（化名淩鋒）、楊月清、曹長青、胡平、王策等人。這就暴露出他們在海外支持台獨、藏獨，以及監視和控制海外民運的間諜身份。盡管當時陳水扁向記者介紹說，訪賓都是“異議分子”，也是他所崇敬的“政治良心犯”，但是，其中衹有王策一人真正有過在中國被判刑和囚禁的經歷，勉強稱得上“政治良心犯”（1998年，持西班牙護照的王策受台灣情治單位派遣潛入浙江省，企圖控制大陸異議人士所組建的“中國民主黨”，結果被判刑五年，後提前釋放）。

　　林保華（淩鋒）因受到陳水扁的親自召見而激動萬分，他熱淚盈眶地向記者表示，對他而言，世界上“任何自由民主的地方”都可以是他的“祖國”，所以他准備“把自己的晚年獻給台灣，希望能為台灣做一些事”。林保華還呼籲陳水扁帶領“執政團隊”明快地解決當時台灣政局的紛擾（即肅清島內反獨呼聲），並指出衹有堅持“台灣的主權地位”，才能堅持“台灣的民主自由”。

　　時任陳水扁總統府國策顧問的阮銘，則當面向陳水扁提議，台灣應制定一部“政治庇護法”，收留從大陸投奔來台的“中國民運人士”。阮銘還強調，台灣應聯合全世界的“自由力量”，“不讓專制的中國來吞併台灣”。這位阮銘，曾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任職，後流亡美國，曾指使《北京之春》、中國人權等組織對著名民運人士鮑戈展開圍剿，是臺灣情治單位控制海外民運的幹將，阮銘曾先後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混過，被人稱為“戲路廣，適演角色多”的投機分子。

　　曹長青則向陳水扁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中國不可信”；第二，“中國不可躲”；第三，“中國不可怕”。他聲稱，中國目前正採取“以經促政”的統戰策略，想把台灣納入其“獨裁政體”，因此，他支持陳水扁嚴控兩岸的經貿往來，以免讓中國“掏空台灣的經濟”。

　　隸屬台灣軍情局的《北京之春》雜志主編胡平，則向陳水扁匯報了自己的觀察和憂慮。他說，未來中國要麼政治連同經濟一起崩潰，要麼就會發展成為“更為龐大的怪獸”，這樣“對人類文明的發展恐是一大危機”。其言外之意是，為了不讓中國成為“人類文明”的“危機”，就必須得讓“龐大的怪獸”中國徹底崩潰。

　　王策這時也趕緊表示，他非常贊同陳水扁此前接受法國《費加羅報》訪問時提出的五點主張，包括“中國不再打壓台灣”、“中國公開宣示放棄對台動武的企圖和准備”、“中國撤除對台所部署的全部飛彈”、“中國取消反分裂法”、“衹要中國一日不實現民主，兩岸就沒有談判的空間”等等。

　　在接見的最後，陳水扁做了總結性的發言，他說，昨日的蘇聯或許就是明日的中國；鑑於蘇聯已經解體，中國難免也將步其後塵。陳水扁大聲強調說，從“公投”到“終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民主，也就是要讓台灣不能衹有“終極統一”的唯一選項。這也再一次暴露了陳水扁以“民主”作幌子，妄圖實現“終極分裂”的夢想。

　　當時，許多身居海外的大陸民運人士從台灣電視節目中看到這幕醜劇之後，都感到非常氣憤，紛紛指出，林保華、曹長青、胡平、阮銘、王策、楊月清根本不能代表“中國民運”，他們其實是台灣間諜。還有一些民運人士指出，上述幾個人此次去台灣的真正目的，是為了配合陳水扁打所謂的“民主牌”，從而向陳水扁討賞錢。

　　有民運人士指出，王策當年贈給浙江民運人士王有才的一千美元根本就是作秀，非但幫不了國內民運什麼忙，還給大陸當局全面鎮壓中國民主黨提供了藉口。還有民運人士指出，胡平、阮銘等人詆毀王炳章，挑起海外民運內鬥，他們是民運的罪人。知情的民運人士指稱，“文革”造反派出身的阮銘一貫多變，不是極左就是極右，如今又變成“急獨”；阮銘的個人品行也十分卑劣，曾猥褻六四學生領袖柴玲，強奸未遂；還組織他人對反台獨的民運人士鮑戈進行圍攻，充當民進黨的打手。

　　另外一些民運人士還指出，林保華的老婆楊月清平日裏驕橫跋扈，對海外民運罵個不休；據知情的民運人士透露，楊月清還誘惑民運人士趙品潞為其提供性服務。民運大老魏京生則指出，曹長青、林保華在民運人士面前向來自稱“不是民運人士”，還動輒“譴責”民運人士，但是他們每次去台灣，卻都大吹自己就是“中國民運人士”，以謀取台灣當局資助的經費。

　　陳水扁私吞臺灣海外民運經費

　　然而，這些所謂民運人士在陳水扁面前搖尾乞憐之際，可能萬萬不會想到臺灣以“國務機要費”名義發給他們的賞錢，已被陳水扁背後裏“黑吃黑”。

　　2008年，陳水扁被收押後，特偵組查出臺灣給“海外民運”編列的經費，竟也被陳水扁等人私吞。臺灣媒體報導，以“國務費”中的“機密費”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王丹）案，過程涉及核銷不實，甚至懷疑有部分資金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挪於私用。

　　臺灣特偵組深入調查“國務機密費”核銷過程的偵察中，發現當年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認定屬於機密外交的“資助海外民運人士案”，其核銷過程疑涉不法弊端，認為有重新調查的必要。據臺灣高檢署查黑中心調查，陳水扁當年提出的六大“機密外交”中，“資助海外民運人士”共有兩次給付，都是付給同一人（王丹），金額約六百六十多萬新台幣，皆由陳水扁的親信馬永成所指示，由“國務機要費”中的“機密費”中支出。

　　特偵組依據領據核銷及相關證人資料，發現用來資助海外民運人士的六百六十多萬元並非全部匯出，有部分（三百三十萬新臺幣）資金事後交由扁家大帳房陳鎮慧經手處理，流向不明，當年核銷過程疑點重重，懷疑其間有人謀不臧弊端。

　　現在，扁家貪腐弊案的審理正在進行中，這些“黑吃黑”的貪腐情事正在一步步趨向水落石出，相信案件總會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到那時，當年海外民運與臺灣情治單位的關係亦有可能會水落石出。不知道這樣的真相會否給已經式微的海外民運施以再度的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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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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