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四章 《北京之春》雜誌與民運的腐敗

第四章 《北京之春》雜誌與民運的腐敗

　　本章可以看作是前章胡平、曹長青之爭的續集，只是戰場的中心轉移到了《北京之春》雜誌。

　　《北京之春》雜誌現下是王丹、胡平的天下，也是胡曹之爭中胡平賴以打擊曹長青的根據地。而對於曹長青來説，攻訐胡平和《北京之春》，揭露圍繞著《北京之春》的一系列黑幕，則是不遺餘力，也不需要心慈手軟的。

　　《北京之春》的由來

　　二十多年前，海外民運人士王炳章、胡平、薛偉、于大海等人，在紐約創辦了一份政論性雜誌——《中國之春》。後來因爲民運內鬥，《中國之春》雜誌被另一批人佔有，改名為《北京之春》。

　　這份雜誌雖小，卻成為某些民運人士貪污腐敗和以權謀私的工具，更成為民運內部爭鬥搶奪的肥肉。二十年多來，民運人士圍繞它展開的內訌鬥爭，使這份雜誌不斷爆出各種醜聞。而這些聼上去宛若天方夜譚的醜聞，對標榜“民主自由”與“法治”的海外民運，不啻是一種絕妙的諷刺。

　　1992年的時候，海外民運組織有兩大山頭，一個是胡平、吳方誠、薛偉、于大海等人在美國成立的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其時，作爲創始人之一的王炳章已被民聯開除）；另一個是萬潤南、嚴家琪、馬大為、杜治富、盛雪等人在法國成立的民主中國陣線，簡稱“民陣”。當時，這兩個最大的海外民運組織正在運作合併事宜，準備推選剛從大陸出來的王若望擔任新組織的共同主席。之前，雙方商議，兩個組織合併後，作爲民聯刊物的《中國之春》雜誌將成為新組織的機關刊物。

　　未曾料到的是，這兩個組織在合併大會上爆發火拼，不但沒有合二為一，反而由二變三，——不僅民陣、民聯猶存，雙方的部分人馬還脫離各自的組織，成立了另一個新的組織“民聯陣”。三方力量勢均力敵，不相伯仲，大有三足鼎立、三分海外民運之天下的“魏蜀吳”態勢。海外民運從此由兩大山頭分裂成三大組織，不僅沒有按照初衷合併為一個強大的組織，相反卻使海外民運的力量分散開來。

　　除上述三大組織之外，當時海外民運還有幾個較小的組織，如陳一諮、程曉農等組織的《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社；王炳章、林焦清、鄭圓等人組織的“中國自由民主黨”；及從中分裂出來的倪育賢自組的另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為防止名稱混淆，前者被民運圈内人士戲稱為“王記自民黨”，後者被戲稱為“倪記自民黨”。自此，海外民運四分五裂、內鬥不息，宛若歷史上戰亂不息的戰國時代。

　　而民聯、民陣部分人馬和王若望、馬大為企圖成立的“海外民運協調會”則更為短命，只開過兩次會議後，就不了了之。隨著時間的推移，沒有組織可以依靠的王若望也成為“三不管”人物，連生計都要靠他太太羊子當保姆來維持。就這樣，王若望被逐漸冷落，直到2000年客死異國他鄉。

　　1993年，以徐邦泰、伍凡為首的新組織“民聯陣”，為爭奪《中國之春》雜誌的所有權，將胡平、薛偉、于大海等人治下的“民聯”告上法庭。兩造在法庭上唇槍舌劍，在法庭外相互攻訐，頓時使海外民運的“內訌惡鬥”形象暴露于天下，自此聲名狼藉。那次官司最後的結果是“庭外和解”，——《中國之春》雜誌的原班人馬只出讓了雜誌名稱，但沒有交出提供經費的管道（臺灣軍情局資源），《中國之春》原班人馬搖身一變，在紐約原址創辦了新雜誌《北京之春》，直至今天。

　　而《中國之春》被徐邦泰、伍凡等人搬到三藩市繼續出版，經費則是由臺灣非軍情局管道的“臺灣民主中國大同盟”提供。1996年，徐邦泰和伍凡兩人因經費問題發生內鬥。伍凡到處發傳真，揭露徐邦泰貪污腐敗、賬目不清以及“勾結中共”等醜聞。結果是伍凡將《中國之春》划到自己名下，但卻沒能從臺灣拿到經費，這份雜誌從此停辦，銷聲匿跡。

　　曹長青揭露《北京之春》黑幕

　　2002年9月30日，民運人士曹長青發表題爲《臺灣經費和民運腐敗》的文章，對圍繞《北京之春》雜誌的醜聞和黑幕，做過深入地披露和批評。

　　應當看到的是，在胡平、曹長青之爭持續多年的背景之下，曹長青對《北京之春》雜誌的揭黑，雖然難免有挾私報復之嫌，但從客觀的角度上看，剔除曹長青文章中的這些成分，他所揭露的黑幕仍然是有認知價值的。

　　以下就對曹長青文章所揭露出的黑幕做一個概述，文章全文見本書附錄二。

　　其一，《北京之春》接受臺灣方面的經費。

　　曹長青寫這篇文章有一個背景，亦即：當時媒體披露，在過去20年中，《中國之春》和《北京之春》都是靠來自臺灣方面的資金維持運作。當時媒體披露的數字是平均每年40萬美金，總計約800萬美金。

　　與此同時，媒體還披露，臺灣方面已決定停止撥款，《北京之春》很可能因此關門大吉。當時的《北京之春》正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曹長青此時出來揭黑，雖事出有因，但仍避免不了落井下石的内訌嫌疑。

　　值得注意的是，曹長青在他的文章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亦即：無論《中國之春》也好，《北京之春》也罷，依靠臺灣方面提供的資金維持運作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外界只是對具體金額不知情而已。曹長青引述内部人士的消息稱，臺灣方面只單線和《北京之春》的個別人聯繫；對《中國之春》也只是定期向它的帳戶撥款；款項的來源完全是秘密管道，兩本雜誌的當事人也都諱莫如深。

　　其二，經費的黑箱作業導致民運貪腐。

　　曹長青在文章中稱，數年來，他接受過一些民運內部的朋友提供的很多有關民運腐敗的材料；並稱他手上起碼有三個民運團體的部份財務報告，其中顯示了令人吃驚的濫用公款的情形。

　　那麽，曹長青爲什麽沒有及早披露這些貪腐行爲呢？曹長青給出的答案是，他之所以“無數次猶豫，最後都沒有寫”，是因爲“考慮到民運的艱難和形象”。這個答案看上去很正當，似乎完全是從維護民運形象的立場出發，但細細考量，卻會發現，曹長青的這個理由實際上是站不住腳的。明知民運内部、《北京之春》内部有貪腐，並且掌握了確鑿的資料，但一直諱莫如深，反倒在媒體披露相關資訊后站出來揭黑，這不能不讓人懷疑曹長青的動機大約是墻倒衆人推、痛打落水狗、必慾置對手于死地。

　　但是，抛開曹長青的真實動機不談，他在文章中披露出來的一系列事實仍然讓人吃驚，並從客觀上對民運内部的貪腐現象產生了足夠的認識。

　　曹長青在文章中羅列了相關人士的貪腐行爲，包括貪污公款、濫用公款、私設小金庫等。應當承認，曹長青的披露是有證據基礎的，他揭露出來的這些貪腐行爲，或有財務報告為證，或有票據證據支持，或有他親自進行的調查。雖然還有一些是推測，但這些推測也是合乎邏輯的。

　　被曹長青點名道姓的，是《中國之春》雜誌社的社長薛偉；未點名、但外界一看便知的，一是“前華盛頓民運基金會負責人”，這指的是王軍濤；二是《北京之春》雜誌社的主要負責人，這指的是包括胡平在内的一些人；三是人權基金會的領導人，這指的是“中國人權”組織的劉青。

　　曹長青把民運内部產生貪腐現象的原因，歸結于兩點：一是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二是民運内部特別是《北京之春》雜誌社内部財務的黑箱作業。而黑箱作業又是他重點撻伐的目標。

　　其三，《北京之春》以公有製作業方式製造低劣產品。

　　在揭露了民運内部的貪腐行爲之後，曹長青的矛頭轉向《北京之春》雜誌。針對《北京之春》十餘年來一直存在的編輯、設計、裝幀等方面的粗製濫造，曹長青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得出結論，稱《北京之春》的“編輯人員敷衍了事，根本沒有敬業心”。

　　究其原因，曹長青認爲，《北京之春》雜誌之所以品質極差，是因爲它無須面對媒體市場的激烈競爭，“是臺灣財政包乾式的公款來辦，品質沒有任何人檢查，印了多少本，賣出去多少本根本不用在乎，反正每月照樣有錢拿”。因此，曹長青認爲，《北京之春》的運作模式是公有制、大鍋飯，是“在私有制的美國，過公有制的癮，吃臺灣納稅人的大鍋飯”，製造著“慘不忍睹”的低劣產品。

　　與此同時，曹長青還向臺灣方面提出建議，稱，臺灣支持中國人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應該透明化，不應繼續那種單線秘密聯繫、錢固定跟人走的荒唐政策；而應成立公開的基金會，向所有海外民運組織開放，大家可以自由競爭申請。臺灣的資金應該是資助專案，而不是資助個人或對某個組織財政包乾；應定期審核，加強監督機制”。

　　此外，曹長青還借批評《北京之春》的“公有制大鍋飯”性質，披露了另外一個事實，亦即：在臺灣的資金停掉之後，《北京之春》開始從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拿錢了。

　　胡平回應曹長青：從紅衛兵變成政治傀儡

　　民運界的胡平、曹長青之爭，歷時十幾年，至今還未結束。胡平佔據《北京之春》雜誌，利用手中掌握的話語權和媒體渠道，對曹長青一直罵到今天也沒停止。

　　2000年民進黨在臺灣上臺後，胡平、薛偉等人及《北京之春》雜誌被臺灣軍情局一度“斷奶”。胡平或私下抱怨，或公開撰文，曾多次指責這是曹長青在臺灣暗中搞鬼。胡平稱，曹長青從極端造反派和紅衛兵，搖身一變成為台獨寵兒，拿著臺灣大把的“研究經費”，在臺灣到處演講、站臺、支援台獨候選人，這本身就是對道貌岸然、自譽為“道德楷模”的曹長青的絕妙諷刺。由此，胡平得出的結論是：錢真的可以改變一切，包括一些人的靈魂、信念和道德。

　　而曹長青也針鋒相對，從上述概述的曹長青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對於胡平的攻訐也是不遺餘力，極盡其文章恣肆汪洋之能事的。

　　海外民運界的這場胡曹論戰和相關各方的為人處事，於是就在這場口水之戰、利益之戰中，讓世人清楚地認識到民運人士不為外人所知的真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