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精英大起底》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第十二章 “齷齪小人”徐水良

　　在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看到海外民運之間形形色色的内鬥手段，其中很厲害的一招，是把自己的對手指控為中共特務，亦即他們所簡稱的“共特”。這實際上是很嚴重的一種指控，不僅可以敗壞對手或異己的名譽，也會讓其他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在海外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高手應該算是中國民聯的主席徐水良。在他的眼中，非我族類，皆是“共特”。

　　徐水良是南京人，只接受過小學教育。在大陸的時候，徐水良加入了浙江的中國民主黨，他之所以會受到海外媒體的青睞，是因爲他敢于把自己那頗有“反骨”的文章大量地向海外發表。由於文化程度及水準有限，他的文章錯別字連篇、經常文理不通，雖則以“敢言”著稱，但還是被人促狹地稱爲“小學生作文”。1998年，在劉青等人的資助下，徐水良一家申請了中國護照，遠赴美國，並從此在美國定居。

　　抵美後，徐水良先是被推舉為“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繼而擔任了中國民聯的主席。這個曾經鼓吹“暴力革命”的人，並沒有留在大陸堅持鬥爭，而是把他的“暴力革命”理念運用于海外民運的内鬥之中，很快他就與幾乎所有的知名民運人士成爲對頭，並且指控每一個與之相左的人是“共特”，一時間，攪得民運江湖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曾與徐水良有過良好關係的王希哲，文革中做過廣州造反派的小頭目，文革結束後因爲繼續“造反”，被大陸當局以“顛覆政府”的罪名判刑坐牢。他的文章《李一哲大字報》當年曾經被臺灣編入教科書，也因之被譽爲大陸的三個“民主鬥士”之一。他的經歷與魏京生如出一轍，但他與魏京生卻是一對死敵，屬於“小人同而不和” 的典型。從大陸出獄來到美國後，王希哲繼續以“造反”和“鬥爭”的形式從事民主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王希哲與身邊所有的人都成為你死我活的“政敵”。對於這些所謂的“政敵”，王希哲一概以“陰暗齷齪小人”目之，彼此閒因此打得天昏地暗。

　　王希哲的一張大字報

　　近年來，人們訝異地看到，王希哲這個“民主鬥士”，竟在被他指為“壞人圈”的民運圈內，混得焦頭爛額、體無完膚，與他過去親密合作過的“戰友”們幾乎統統鬧翻，尤其是在與徐水良的爭鬥中，他更是不遺餘力，慾置對手于死地而後快。

　　王希哲在民運中進行“民主革命”的方式，仍然是他慣用的“大字報”。以下是王希哲針對徐水良而發表的一封公開信，在這裡作爲本書的一份資料加以全文引述，奇文共欣賞，一來可以得窺民運人士内鬥的堂奧，二來可以從中看出徐水良抓“共特”的所作所爲。為了大家能讀得更清晰明白，只修改了文中一些明顯的錯別字。

《公開信：徐水良是一個陰暗齷齪小人》

　　徐水良先生：你的9月16日聲明是在向中共告密，是在向中共獻計．你是在以維護國內民主黨的面目出現，借中共之手，授中共以柄來扼殺中國民主黨，構陷迫害中國民主正義黨。你走得太遠了！你這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大叛賣，我不得不揭露你了。

　　1、你開口就說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誣陷正義黨和民主黨“摻和在一起”，甚至誣陷正義黨“企圖以私利來利用和控制該黨”。你這不是在向共產黨告密，授柄又是什麼？

　　正義黨從來主張和平理性變革，但聲明不排除革命。人民有革命的天賦人權，曾經舉手宣誓參加過民主正義党的徐水良難道不清楚嗎？如果正義黨因為不排除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大危害了民主黨，那麼徐水良先生，你又是什麼時候搖身一變，變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改良主義者了呢？你剛到美國，下車伊始就暴力革命的調子叫得比誰都高（決不亞于王炳章、張林），好像國內到處都在暴動。

　　這甚至引起了包括劉國凱先生在內的許多人的懷疑和不滿，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你看看你的腳底下，你以暴力革命的高調炮轟郭羅基的那些口水幹了嗎？你怎麼今天忽然忸捏作態？聲言正義黨“主張暴力革命”就必須與民主黨“嚴格分開”否則就“危害民主黨”了？而你這個也主張暴力革命的大將，則不妨“好官我自為之”，繼續當你的所謂“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而又絲毫不會“危害民主黨”了呢？

　　2、年中你剛到美國，舉目無親，一無所有，無依無靠。是以王希哲、傅申奇為代表的正義党朋友熱情接待了你：有飯分一半給你吃，有衣分一半給你穿；四處奔波，為你安頓住處．然後宣傳你的歷史，到處介紹你，故意拔高你；我已聯絡好了還將請你到費正清中心講演。剛好浙江民主黨事件出來，正義党接受了徐文立的建議，立即著手組織海外後援會。考慮到你剛出來，易於團結各山頭共同援內，我們極力推薦你擔任了這個後援會的協調人。為了你獲得“正統”的地位，我們又極力主張浙江黨人承認你為他們的海外發言人。

　　你對我說：“希哲，口說無憑，你讓他們寫個書面委託書給我吧？”我打了很多電話，謝謝浙江朋友信任我，雖然還有些猶豫，仍然寫了書面委託。這一來，你立即身價十倍，忘乎所以，上下吹噓；而有些居心不良之人，也就真以為你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得你便如得鎮山之寶，以壯分裂之資，在你面前抬舉你，吹捧你，你便雲山霧罩昏昏然以為海外民運非我其誰了！

　　但這時劉青眼紅于你，利用一封浙江網蟲張龍不實之來信，四處傳播“浙江民主黨並未委託徐水良為海外發言人；徐水良欺世盜名”。你著急了，又來求救於我。我那時以為你在我苦勸之下還能清醒，為團結之大局，必須維護你，我又一次說服了浙江的朋友書面為你澄清，證明委託如實。正義黨論壇也為你在網路上宣傳。但浙江的朋友實際已對你不滿，另寫了個限時的委託書發來，即只承認你的發言人身分到今年十二月結束。我斟酌再三，建議隱不公佈。公佈了，就暴露了浙江對你的有限信任。這對你，對全域不利，便壓了下來。此件還在我們手上。

　　但你卻以為有了“尚方寶劍”，又膽壯了起來，向劉青、魏京生髮起進攻，發公開信說他們造你的謠，要他們向你公開道歉。還是我勸你不必再糾纏這些．你不聽，說就是要向他們“要個說法，討個公道”。你何其氣壯乃耳！

　　這以後，你就執意退出了正義黨；再以後，你就到處打電話給正義黨黨員鼓動他們退出正義黨（你究竟奉誰的指令？）；又再以後，山東，湖北，東北民主黨籌委會成立，你大夢初醒，立即感到失落，感到身價可能大跌，因為你只能吃浙江的飯，不能吃全國各省的飯。你便抱怨正義黨山東之事為什麼不與你“協調”，意即再次委託你作發言人。這是不合理的，當然遭到拒絕。這樣，正義党便成了你的敵人，你對正義黨積下了滿腹的毒怨，在這滿腹毒怨的推動下，就產生了你的這個借共產黨刀殺人的“9.16”聲明。

　　3、你在聲明中說別人“企圖把民主黨變成自己的私產”，所以退出民主正義黨。而你難道不正是把民主黨當作你“自己的私產”嗎？別的不說，你以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發這個聲明，是誰給你的權力？發聲明前，你與後援會各組織，起碼是主要骨幹組織“協調”過了嗎？這後援會成了你的“徐家會”了？我質問你有什麼權力發這個聲明，你辯解說是以你“個人名義發的”。這是自欺欺人的狡辯！請問江澤民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銜簽署聲明，可以是他個人的聲明嗎？

　　當前民主黨全國籌備會尚未成立；你僅受過浙江的委託，你沒有權力以整個中國民主黨的名義發言。我在這裏以“後援會”宣導組織民主正義黨的名義聲明，本黨不再承認你的這個“中國民主黨海外後援會協調人”的身分。

　　4、你在昨天之前還口口聲聲到處說，“希哲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說你是重義氣、重朋友之情的，你有事不會瞞著我。可你這個“聲明”從炮製到出爐為什麼瞞著我？甚至滿世界發出了，都不敢向我說一下，不敢向正義党任何成員發表。你不是針對正義黨批評的麼？為什麼不光明正大首先向正義黨發出？批評正義黨的東西不向正義黨發出，倒滿世界亂發，你真實目的是什麼？你心虛得很呀！你原來是這樣一個陰暗齷齪小人！有人驚訝：“哎呀，我印象的徐水良很老實呀！”——廣東俗話說：“扮豬吃老虎”，此之謂也。

　　王希哲
　　1998年9月17日

　　徐水良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

　　2002年1月1日，在著名民運人士王若望葬禮上，在各路媒體的閃光燈下攝影機前，身為中國民聯主席的徐水良及其家人，與“人權呼聲”組織負責人鮑戈及其家人，在葬禮現場發生肢體衝突，大打出手。

　　當人們還沉浸在失去一位名聲顯赫的老人的悲傷中的時候，舉辦葬禮的殯儀館外，忽聽得耳光響亮，只見兩夥男女老少打在一処，手腳並用，殺聲震天。隔天，當地華文媒體紛紛報導，——民運人士又打架啦！

　　民運作家曹長青在其《民運人士，丟死人了》（詳見本書附錄五）一文中，對這次“戰鬥”有極其精彩描述和深刻評論，把這次事件評價為“令人厭惡、以至憤怒的事情”。

　　根據曹長青的描述，大致可以知道事情的起因，是因爲徐水良指控鮑戈是“共特”，葬禮尚未結束，兩人一語不合，便當著參加葬禮的衆人大打出手。非但如此，雙方的家人也隨之加入戰陣，男女老少廝打成一團。曹長青對此評價道：“一場本來已經算是很順利的追悼活動，硬是在尾聲的時候被抹上這麽一個敗筆。”

　　面對這令人吃驚的意外場面，曹長青上前拉住徐水良夫婦，將其帶離現場，並對他們說：“不管你們誰對誰錯，都絕不可以在這種場合打架，這是一個老人的追悼會，你們簡直昏了頭了！你們有問題可以爭論，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殯儀館門口，不可以在送靈車的時候，不可以當著眾人的面。你們有能耐的話，應該像西方人那樣找個別的地方去決鬥。現在追悼會結束了，你們最好能回家，這樣這件事情就結束了。”

　　在曹長青的勸説下，徐水良夫婦離開了現場。但讓曹長青始料未及的是，未過多久，這對夫婦又重新回到了“戰場”，與仍在現場的鮑戈及其家人對罵，雙方摩拳擦掌，又要繼續開打。

　　這出鬧劇被在場的媒體記錄下來，並迅速報道出去，從而引發了輿論的一片譁然。此時，徐、鮑二人不思己過，反而公開為自己的行爲申辯，“誰也不為他們不分地點、場合、場景，不顧基本禮儀、臉面、底線的行為道歉”。由此，曹長青得出結論，認爲他們不僅沒有政治底綫，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底綫。

　　徐水良一心抓“共特”抓成精神分裂

　　在民運圈中，徐水良善於抓“共特”的名聲，遠蓋過他其餘的民運頭銜。徐水良抓“共特”，把民運圈搞得風聲鶴唳，幾乎所有與他不睦的人都成了他指定的“中共特工”；而那些還沒被他抓出來的民運人士，則人人自危，避之唯恐不及。

　　以下是民運人士貼在網路論壇上的一則“對話”，對話發生的時間不詳，但從上下文看來，應該是在徐水良大閙王若望葬禮之後。對話的兩人是主管海外民運“資源”的臺灣軍情局特工。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徐水良抓“共特”不僅抓得別人人人自危，連他自己也抓得精神分裂了。

　　賴怡忠：大陸民運人士的內部矛盾一直十分尖銳，有時幾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彼此攻擊的黑函滿天飛，總是千方百計封殺對方的“資源”，並把對方誣衊成“中共特工”。

　　遊盈隆：你說得一點不錯。在他們當中，好像已經沒有人不曾被其他人指為“特工”的，即使那些在中國坐牢時間很長的（比如徐文立、任畹町），也未能倖免。“中共特工”就是敵人，就得置於死地，就得進行殘酷鬥爭。這是一種非常有意思的現象，頗耐人尋味。

　　賴怡忠：王丹告訴我，有個叫徐水良的，把海外民運裏面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說成“中共特工”，還說“特工”在各個組織裏都是頭面人物，正在“領導民運”和“控制民運”。

　　遊盈隆：我也聽說了。所以，我們不能讓民運人士在臺灣設立分支機搆，否則他們就會來臺灣鬧。這些中國人很難纏，不光是要錢，還要搞事。我們的線人林樵清對徐水良很有看法，他認為徐水良是被劉青、薛偉利用來專門攻擊其他派系的打手。海外民運實在太複雜了。

　　賴怡忠：徐水良誹謗民運大佬有時候不顧場合，聽說他在抗議李鵬訪美的集會上，以及在王若望的追悼會上，也喋喋不休地說張三李四是“特工”，結果被鮑戈打耳光。

　　遊盈隆：美國那邊的《世界日報》對徐水良沒有興趣，徐水良就說《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這個人很想出名，還自稱“民運理論家”；出不了名，就造成心理不平衡。《世界日報》除了報導過徐水良移民去美國的消息，此後就再也沒有專門關於他的新聞了。

　　賴怡忠：民運人士個個都自以為是大人物，不知天高地厚。徐水良指責《世界日報》排斥他，卻故意捧鮑戈，說它“捧誰，誰就一定有問題；貶誰，誰就是真朋友。”

　　遊盈隆：《世界日報》是北美大報，被它用第一版來報導過的民運人士其實沒幾個，主要取決於新聞的轟動程度。鮑戈曾好幾次上了第一版，比如他絕食抗議日本天皇訪華，還有他聯絡54人發起修憲運動，1997年他勞教釋放，以及江澤民訪美時他獲准到美國，等等。

　　賴怡忠：最令徐水良不平的是，《世界週刊》還專門刊登了介紹鮑戈的長篇文章。其實，這談不上捧誰貶誰。凡是主流媒體的熱點新聞，都有可能成為《世界日報》的頭版要聞。

　　遊盈隆：鮑戈到美國時，紐約民運人士沒有通知記者，劉青和吳弘達都排斥他，但是仍有上百名外國記者湧進甘迺迪機場等候。飛機航班及到達時間是路透社披露的。鮑戈啟程前，法新社和香港無線電視臺記者因為要採訪他，而在上海遭拘留，這樣事情便搞大了。

　　賴怡忠：在我的印象中，民運人士出名，大多離不開海外的組織為其呼籲和炒作，那才是徐水良所說的“捧”，比如魏京生、劉念春、楊建利、李少民等。不過鮑戈是例外。

　　遊盈隆：徐文立、王有才、彭明都比徐水良出名，可是他們去美國時，《世界日報》就沒用第一版位置發消息，《世界週刊》也未報導，主要是新聞性不夠強。如果按徐水良的德行，他們也要罵《世界日報》被共產黨收買了。徐水良心理不平衡，原因在他本身。

　　賴怡忠：說句不客氣的話，這個人到死也上不了第一版。除非他敢回國，不怕再次坐牢，才有機會出名。僅僅熱衷於在海外參加一些會議，爭個“主席”什麼的，成不了大新聞。

　　遊盈隆：不過，那還得看海外的組織是否肯為他推波助瀾地進行造勢。彭明、張林被抓、被判刑，就沒成頭版新聞。想必徐水良要絕望了。據說現在他不斷誹謗王炳章、鮑戈、魏京生、徐文立、王希哲、任畹町、胡安寧，靠這樣來宣洩心中的不平，打發每天的時光。

　　賴怡忠：當初王炳章、吳方城、唐柏橋、薛偉、劉青拉攏徐水良，只是利用而已，他卻以為進了“核心層”。結果人家開會不通知他，不讓他坐主席臺，不登他的文章，他就記仇。

　　遊盈隆：他沒想到王炳章不讓他成“正義黨”核心，薛偉沒讓他進《北京之春》，劉青的“中國人權”拒他於門外，唐柏橋不許他碰“公民議政”，《大紀元時報》、“自由亞洲電臺”都不請他當評論員，王丹的“憲政協進會”不要他，王軍濤不讓他參與《新聞自由導報》。

　　賴怡忠：還是林樵清說話一針見血，“凡是薪水高的、可出名的都沒他的份”。人家搞活動時通知他來湊個數，或者引誘他去誹謗某些名人，可是到了分錢的時候，卻都背著他。

　　遊盈隆：徐水良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就不會以“民運理論家”、“主流民運”或者“民運核心層”而自詡了。被他稱作“朋友”的，沒有一個當他是“朋友”；被他誣為“特工”的，也沒一個把他當“對手”，嫌他不夠級別。他得到的是人家啐他唾沫，扇他耳光。

　　賴怡忠：民運裏邊一定有“共特”，但決非徐水良、陳破空、張菁、唐柏橋所詆毀的人。特工只會一味討好他們，他要刺探情報，要搞離間，就得想方設法往各個組織裏鑽。

　　遊盈隆：這是起碼的常識。凡是民運搞活動，特工一定不肯輕易錯過；凡是有新團體成立，特工一定會儘量參加。為了不讓大家懷疑他的背景，特工總是要表演反共。他贊同台獨，支持法輪功，或者奉承你，接近你，目的都在於讓你把他當“自己人”看。

　　賴怡忠：對。相反，那些一貫堅持己見，不肯通融，對看不慣的人絕不交往，不參加立場相背的活動，不自吹反共，從不討好這一派，轉眼又投靠另一派的人，不會是特工。

　　遊盈隆：鮑戈就是這樣的人。他不認同民進黨的政見，就一口拒絕訪台，沒有通融餘地。記得那一次受邀來台參訪的有謝萬軍、陳破空、石磊等。我們沒有邀請徐水良，倒不是因為他寫文章反對台獨，那時候他是迎合洪哲勝、薛偉的。徐水良批台獨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賴怡忠：謝萬軍當時告訴顏萬進“鮑戈是反台獨的”，但我們還是想請他來臺灣瞭解民意，接觸臺灣政治人物，可是鮑戈很固執。他如果真是特工，豈會放棄這樣的機會？

　　遊盈隆：我們並不要求民運人士公開表態支持“一邊一國”，沒這個必要，只要他們能夠與我們積極合作就行。過去我們對民運組織的資助實行“定額補助”，很容易產生弊端，現在改為“逐項審核”，這樣就能使他們的活動更符合我們臺灣政府的意圖。

　　賴怡忠：我們支持他們，他們也得配合我們。總的來說，現在我們比較重視同年輕一輩的民運人士打交道，而對年事已高的那一些，即使知名度較高，也並不寄予多大希望。

　　遊盈隆：在臺灣，年輕人當中支援民進黨的比例一直高於支持國民黨，他們沒有歷史的包袱。我們轉向支持年輕一代的民運人士，是基於同樣的考慮。說白了，即便徐水良贊同臺灣爭取獨立的主流民意，我們對他也沒有興趣，更何況這些年來徐水良等總是反復無常。

　　從這段對話中可以看出更多徐水良在民運人士中抓“共特”的所作所爲，不僅佐證了徐水良、鮑戈在王若望葬禮上大打出手的事實，還透露了徐鮑二人相爭的真實起因；不僅證實了徐水良抓“共特”的事實，還披露了他胡作非爲的深層原因，以及他在民運圈中孤立的狀況。

　　看完這段臺灣特工的對話，人們不禁會問，自六四以來延續至今的海外民運，難道真的要葬送在徐水良這樣的人手裏嗎？海外民運前途何在？希望何在？這種令人傷心與無奈的現實，實在讓人啞口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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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武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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