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

《民運精英大起底》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第三章 胡平:追求權力的民運理論家

  如果說王丹因爲其六四經歷得天獨厚地成爲海外民運的標誌性人物、王軍濤因爲其六四“幕後黑手”的身份成爲海外民運的佼佼者,尚可以爲人們所理解和接受,那麽,在六四事件中未有寸功、甚至沒有參與過天安門運動的胡平,自譽爲“民運理論家”,並且熱衷於奪取海外民運的領導權、主導權,則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但是,正是這個人,卻掀起海外民運的權力之爭,並且推波助瀾,使之愈演愈烈,在民運圈子裏成了一個内鬥專家。

  胡平其人

  胡平,1947年生於成都,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獲碩士學位。1987年,他自封為子虛烏有的“北美中國留學生政治學會”會長,還到處自稱是“哲學博士”。據知情者稱,其實胡平並未在美國獲得任何學位;他在美國二十多年,連英文都不會說,遑論獲得什麽博士學位。在海外民運的主要領袖中,胡平並沒有真正參與過六四運動。以他的精明算計,他絕不會冒著被抓的危險,貿然回國參加廣場運動或者上街遊行。胡平的功勞只是呆在家裏寫寫宏篇大論,並以此自譽為“民運理論家”,而這也正是被民運圈子裏的很多人看他不起的地方。

  胡平的面相不佳,尖嘴猴腮,一副鼠相。也許正是因為這副長相讓他覺得自慚形穢,所以他很少現身“街頭運動”,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缺席民運幕後的重大策劃。很多民運圈內的人士對胡平的印象是,心理陰暗,嫉妒成姓,為人狠毒。還有人拿他的名字開玩笑,說:“名字就不對勁!‘胡評’,怎麼可能正確呢?”然而,這樣實有所指的玩笑,卻並不能阻礙胡平自認為“正確”。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人前滔滔不絕大講民主、人權的胡平,在現實生活中卻是一個十足的暴君。據他身邊的朋友透露,胡平在家裏脾氣極坏,經常大發雷霆,毒打他的妻子,還對兒女施以家庭暴力。有一次,他脾氣發作起來,竟雙手掀起書桌上的一塊大玻璃,劈頭蓋臉地砸在他太太的頭上。後來,他太太不僅身體被他打成殘疾,腦子也出了問題,出現了精神失常的徵候。

  自從胡平成為《中國之春》主編、握有發稿權後,很多年輕貌美的女人找上門來,希望他幫助“改稿”。其中有一個沒有工作、並想當作家的女崇拜者,與胡平改來改去改到床上,這個女人就是胡平的現任太太王艾。當時,即使胡平的前妻願意忍氣吞聲,胡平也已不滿足于與王艾的“業餘夫妻”狀態。據胡平的朋友說,胡平在逼迫其前妻離婚的過程中,把她逼成“精神病”;胡平的前妻曾經四處哭訴,請胡平看在孩子的份上,給他們母子留一條生路。

  在逼迫其前妻與之離婚的過程中,胡平採取極端手段,不再向她提供生活費,除非她答應離婚並立即走人。後來,當這個可憐的女人流落在曼哈頓街頭,被其家人找到時,她正靠乞討和向黑人及流浪漢賣淫維生。但這並沒有使胡平心慈手軟,他繼續脅迫其家人,直到完成離婚並娶到王艾為止。胡平的一些朋友耳聞目睹此事的經過,無不為之心寒。

  內鬥專家 導致民運兩次重大分裂

  胡平的多年好友、民運人士曹長青,在其《怎樣面對裸體皇帝》一文中披露,海外民運兩次較大的分裂事件,胡平都參與其中並且扮演了主要角色。

  第一次分裂是在1989年初,胡平任職“民聯”主席之時。分裂的焦點是彈劾“民聯”主要創辦人王炳章的民聯常委職務。起因是王炳章擅自托人向即將被上海警方釋放的民運學生楊巍捎帶私人信件和資料,此舉被認為是上海警方推遲釋放楊巍兩小時的原因。王炳章最後同意請假(自請停職)一年,以緩和衝突,避免分裂。

  即使王炳章的“錯誤”並不是支援中共這類性質的問題,但心胸狹隘的胡平並沒有見好就收,而是毫不留情,堅持彈劾王炳章,後來又開除了他的“民聯”盟籍。這種趕盡殺絕之舉,導致王炳章從民聯中拉出一些人另立組織。當時的美國各大華文報紙紛紛登載“民運組織大分裂”的報導,稍後北京就開始了八九民運,而“民聯”卻由於內鬥元氣大傷。

  第二次大分裂,發生於1993年初華盛頓的“民聯”、“民陣”合併會議。剛從國內出來不久的王若望已報名競選主席,因不滿徐邦泰會前許諾當他的副手、但在會上臨時又變卦競選主席,並有用“假代表”拉票的現象,王若望當場宣佈退出競選,引起會場騷亂。當時民聯和民陣兩個組織已經通過正式程序解體,新的組織還沒有成立,如果不能成立,就意味著這兩個組織的合併失敗,對海外民運命運攸關。在這種“壞”的局面下,與王若望同時報名競選主席的胡平,沒有按照他自己“見壞就上”的理論來顧全大局,使民運免於分裂,而是發表了煽情的講話,也退出競選。此擧導致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憤然退場,合併會開成了分裂會。這使海外民運從此分裂瓦解,一蹶不振。

  如果說王若望剛到海外,對民運組織分裂的嚴重後果還不是很瞭解,他退出競選還情有可原的話,而胡平作為已在美國多年、擔任過兩屆民聯主席、而且十分瞭解分裂對民運會造成嚴重損失、並專門研究民運策略,提出“見壞就上”理論的重量級人物,他的退選就是不可原諒的了。

  這兩次讓海外民運傷了元氣的重大分裂,作為主要當事人的胡平都負有責任。按照他自己的理論,在第一次他就沒有“見好就收”,在第二次他也沒有“見壞就上”。但時至今日,對這兩次民運分裂事件中他應負的責任,深深涉足其中的胡平不僅沒有一個字的反省,反而不遺餘力地指責有百萬民眾參與的天安門運動如何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這個邏輯是極其荒謬可笑的。

  心胸狹隘 容不下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與胡平相處多年,曹長青對自己這位當年好友的了解,可謂知之入骨。在曹長青眼中,胡平是一個心胸狹隘、容不下不同意見和正常批評的人,這與他所鼓吹的“言論自由”有著天壤之別。

  對於這一點,曹長青曾有過毫不留情地公開披露和嚴厲批評。曹長青在其公開發表的文章《權力夢對人的侵蝕》中指稱,胡平以前曾親口表示讚賞曹的很多文章,但自從曹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批評了他的幾個觀點之後,胡平就惱羞成怒,給曹長青打了一個半小時的斥責電話。胡平這種強烈的反應完全出乎曹長青的意料之外,更讓他沒想到的是,針對他的文章,胡平竟寫了幾萬字的文章予以駁斥,由此,曹長青感到自己的這位老友“完全容不下一點言論自由和正常批評。”

  曹長青在上述文章中指稱,胡平在兩萬多字的回應文章中,刻意回避了他們之間爭論的主要原則內容,而是以影射的方式大談“文革、紅衛兵、大字報”,以此來指責曹長青之文的形式和語言風格。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種做法,實質上是想回避他在民運理論探討上的偏誤,更不想承認他在海外民運的兩次較大分裂事件中應負的責任,希圖以此來保持他“一貫正確”的形象。而胡平的這種作爲,也讓曹長青看透了他的用心。

  曹長青在文章中指稱,胡平為了顯示自己的“一貫正確”,不斷批評“民主牆”時期的代表性人物魏京生激進、不策略;還不斷地撰文指責六四事件中的代表性人物柴玲等人沒有“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稱他們要為天安門的流血負責。在曹長青看來,胡平的這些指責和批評,無非是透過擺出中國大陸兩次重要民主運動代表人物存在的缺陷,標榜自己作爲一向研究策略、懂韜略的海外“民運理論家”胡平的正確,從而增加其將來出任民主中國“開國領袖”的資本。應當說,曹長青是了解胡平的,他的批評一針見血地刺中了胡平不擇手段追逐海外民運領導權的要害。

  胡曹二人的這場爭拗,看上去是文字之爭、意氣之爭,但實際上卻暴露出山頭林立的海外民運之間爭奪領導權的問題,顯露出海外民運向何處去的問題。曹長青在文章得出以下結論——

  “海外民運的某些領導者,被‘權力夢’腐蝕了。還沒有獲得政權,卻被那個要當統治者的權力欲望,腐蝕得失去理想和原則。從胡平近年來的一些偏離自由主義理念的言行和強烈的功利意識,可以看出這種‘權力夢’的嚴重腐蝕作用。如果胡平,以及海外民運的其他領導者,不是更多地以理想主義,而是以功利意識和‘權力夢’作為民運的主要動力,那麽這場民運將很難有前途。”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曹長青的結論,實際上已經擊中了海外民運目前存在的要害問題。而海外民運目前出現的種種狀況,也從不同的角度為曹長青的這個結論提供了佐證。

  曹長青的文章爲什麽激怒了胡平?

  曹長青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是一篇奇文。它之所以激怒了胡平,究其實,在於它榨出了胡平“皮袍下藏著的小”。而以多年好友的身份,曹長青對於胡平的了解,可以説是見骨見血。文革中人們互相攻訐的時候曾經經常引用蘇俄領袖列寧的這樣一句話——“堡壘最容易從内部攻破”,曹長青對胡平的批評恰恰是這句話的實戰應用,這就難怪胡平會對曹長青大動干戈、大加撻伐。

  曹長青的這篇文章究竟為何激怒了胡平這位“民運理論家”呢?這篇題爲《權力夢對人的侵蝕》的文章分爲十五個部分,共計13000多字,從胡平的種種言行入手,抽絲剝繭地揭示了胡平夢想攫取海外民運領導權、主導權的事實。雖然這篇文章並非邏輯嚴謹、鞭辟入裏,但也算得上是一篇極具殺傷力的“雄文”,難怪此文一出,會惹得胡平大發雷霆,畢竟被人揭瘡疤、揭老底是很痛也很難堪的一件事情。

  以下概述曹長青此文的主要内容,全文詳見本書附錄一。

  其一,對魏京生如何評價,是曹胡爭拗的主要分歧之一。

衆所周知,魏京生作爲“民主墻”時期的代表人物,其名聲與影響力在海外民運圈中舉足輕重。但是近年來,胡平幾次在文章和談話中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行為“激進”、“不策略”。曹長青認爲,從胡平批評魏京生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胡平對魏京生的批評並不客觀公正,失之偏頗,而且存在著與魏京生一爭高低、互相攀比的感覺,胡平的言外之意就是他當年的深刻並不比魏京生遜色,而且他沒有因此坐牢,因而比魏京生更懂策略。

  其二,胡平想當民主中國的“開國總統”。

  1995年,當年參與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白夢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了反駁一些人指責天安門學生的《天安門審判》一文,胡平為此給他打了五個多小時的電話爭辯糾纏。最後,胡平與白夢談到了將來誰能當上民主中國“開國總統”的問題。當時,一般的看法是,這個所謂的“開國總統”非魏京生莫屬。但胡平卻認為,魏京生當不上將來中國的總統,因為第一魏在監獄中沒讀多少書,第二魏對中國現實不怎麽瞭解。胡平並舉例說,曼德拉之所以能當上南非的總統,是因為他在監獄中讀了很多書。讓白夢感到吃驚的是,胡平竟坦言,“魏京生在理論上不如我”。

  據此,曹長青認爲,胡平和魏京生之間的這種比較,最好讓別人去做,由他自己這樣公開說出,顯得太自負、太俗氣。曹長青並認爲,中國民運和全國大選至今還八字沒有一撇,海外的民運領導者就在心裏盤算爭當“總統”,這讓人感到滑稽可笑。因此,他指斥胡平“權迷心竅”。

  其三,胡平參與民運以功利爲首要。

  1987年底中國民聯於三藩市召開“三大”,剛抵美不久的胡平以32票對31票的一票之差當選民聯主席。據當時與胡平競選主席的姚月謙的搭檔、現居紐約的林樵清回憶,當時代表們之所以不願選胡平,一則因爲他並非民聯成員;二則是因爲他在接受代表質詢“如果選不上主席,會不會參加民聯”時這樣回答——如果當不上,就考慮不參加這個組織。

  胡平的這種態度引起代表們相當反感。這也就是為什麽即使王炳章以民聯創辦人的權威身份給胡平拉票,胡平也才僅以一票勝出的主要原因。曹長青指出,胡平這種當不上“官”就不參加民運組織的思路,不僅顯示出強烈的功利意識,而且也為幾年後的民聯、民陣華盛頓合併會議的分裂留下了伏筆。

  其四,胡平與王軍濤攀比誰更像“開國領袖”。

  六四過後不久,民聯在洛杉磯召開“四大”,胡平競選連任主席。據當時在場的老民聯成員、現居美國達拉維爾州的曹世華回憶,當時王軍濤因受中共當局通緝追捕,加之王軍濤“幕後黑手”的背景,有的代表議論說,王軍濤有才幹,又儀錶堂堂,很可能成為將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胡平對此不以為然,說,有人說王軍濤儀錶堂堂,有領袖相,我的長相不如王軍濤,但長相是爹媽給的,沒辦法,選領袖,不能以長相,要看水準。言外之意是他比王軍濤更有水準,更適合出任民主中國的“開國領袖”。曹世華對此感歎說,他當時聽到胡平這樣與王軍濤攀比,感到胡平“私心太重,權力欲太強了”。在這裡,曹長青借當事人之口,直接點出了胡平的利欲熏心。

  其五,與方勵之攀比,胡平心態不正常。

  當年方勵之獲准來到美國,被媒體譽為“中國的薩哈羅夫”,名聲大噪,於是有人提議讓方勵之出任海外民運的領袖。胡平對此極爲不屑,說:“我寫言論自由、在北大競選時,方勵之在哪裡?”胡平的這段“攀比”講話現在還保存在民聯會議的錄音記錄中。

  曹長青認爲,強烈的權力欲使胡平在潛意識中與那些有較大名氣的民運人士攀比資格和水準,從魏京生、王軍濤到方勵之,都成了胡平假想中的未來“開國領袖”的競爭對手。曹長青直陳,胡平的這種心態不正常。

  其六,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衆人。

  曹長青在文章中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披露了胡平的攀比之心波及衆人的事實。曹長青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指出胡平某些觀點的偏頗,並以胡平在其《論言論自由》一文中大量引用馬克思語錄爲例,指出胡平此文的立論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

  曹長青的文章發表之後,胡平對此評價大發雷霆,給曹打電話,質問曹“你懂言論自由嗎?”並向曹連喊三遍∶“我寫《論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曹長青表示,胡平這種把別人當成假想競爭對手來進行攀比的心理,有時已到了讓人無法理解的程度;這樣神經脆弱地在假想中樹立競爭對手,簡直是驚人的荒唐。

  其七,胡平從來不做自我反省。

  曹長青在文章中批評胡平的權力欲導致其假想攀比,更導致了他從來不做自我反省。對此,曹長青認爲,胡平之所以不願承認自己的失誤,蓋因胡平的邏輯是,承認失誤,就不再“一貫正確”,從而失去將來競爭領袖的資本。

  1990年代中期以來,胡平連篇累牘地批評天安門事件中的學生“激進、不懂策略”。1994年,在紐約“八九民運討論會”上,胡平再次批評學生說∶“在八九民運中,在戒嚴令之前,我們沒有做到見好就收,在戒嚴令之後呢,我們沒有做到見壞就上。”這就是胡平所謂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理論。

  曹長青認爲,胡平這樣批評當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失之偏頗,亦與胡平之前對學生激進行動的支持以及其當時提倡的“流血犧牲必要論”背道而馳。而當別人指出胡平的這種前後矛盾時,胡平採取了不予回應的做法;這讓曹長青感到,胡平這位自稱“民運理論家”的老友是不願意扯下自己“一貫正確”的面紗,既文過飾非,又缺乏起碼的誠實。

  其八,胡平刻意回避自己的失誤。

  作為海外民運的“理論家”和領導者之一,胡平寫過《民主牆∶十年的反思》;對於他並沒在場的八九民運,也寫了《八九民運的反思》等長文和專著。但曹長青發現,胡平至今沒有寫出一篇關於海外民運的“反思”。曹長青在文中以設問的方式這樣質問,——“如果胡平真誠地致力於研究民運理論,為什麽要刻意避開總結海外民運的經驗教訓呢?”然後,曹長青給出了答案,——“因為海外民運有過兩次大的分裂,胡平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並負有相當的責任”。

  曹長青認爲,總結經驗教訓,就不可避免地要談到自己的責任和失誤,因此胡平只有刻意回避,才能保持自己的“一貫正確”。對此,曹長青頗有微詞。

  其九,胡平視批評者為“紅衛兵”。

  衆所周知,紅衛兵是大陸文革期間誕生的一個怪胎。現在使用“紅衛兵”這個名詞來形容一個人,大抵是指這個人蠻橫不講理、言語粗俗、言行舉止皆有殺伐之氣,是明顯的貶義。

  曹長青在文中稱,當他發表了批評胡平的文章之後,胡平不是就批評内容進行回應,而是大談曹長青文章的語言風格,說曹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責曹是“紅衛兵”。曹長青認爲,胡平此擧是利用人們對文革、對紅衛兵的厭惡情緒來抹黑對手

  為了維護“一貫正確”,胡平在他的長篇批評文章中刻意回避我批評他的主要內容,例如對兩次海外民運分裂中他應負的責任一字不提,卻大談我文章的語言風格,說我的文字是“文革大批判”,指責我是“紅衛兵”,利用中國大陸人對“文革大批判”形式的厭惡情緒來抹黑辯論對手。對此,曹長青頗不以爲然,字裏行間透露出對胡平的不屑,並認爲胡平這種捨本逐末、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做法,與其自封的“一貫正確”一脈相承。

  其十,胡平表裏不一,否認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

  此前,曹長青在《知識份子和共產黨》一文中曾經引用了他與胡平私下電話交談中胡平的一個觀點,亦即“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胡平對此極爲不滿,指責曹長青引用他的私下談話是“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

  對此,曹長青認爲,胡平作爲民運領袖之一,屬於政治人物,當然屬於受媒體監督的範圍;他私下表述的政治觀點當然可以被公開引用。因爲這不是一個個人隱私的問題,而是對政治人物的言行,無論公開和私下的,民眾都有知情權的問題。據此,曹長青認爲,胡平在公開場合否認自己私下表述過的政治觀點,是出爾反爾、言行不一。

  其十一,胡平為了出名不擇手段。

  胡平指責曹長青在文章中引用他的私下談話是“違背起碼的文明生活準則”。於是,曹長青祭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法寶,披露了胡平前後三次把別人的私下電話談話內容全文發表的事實。

  第一次是八九民運中,剛獲釋不久的民聯成員楊巍從上海給胡平打來電話,談及國內民運形勢和看法。據一位知情人說,時任民聯主席的胡平隨即就把這番通話列印準備發表。當時楊巍的妻子車少莉是民聯聯委委員,得知消息後非常震驚,立即打電話給胡平,認為發表這番通話,會給身在國內的丈夫帶來危險,懇求胡平不要發表。胡平竟回答說∶有的人要當烈士,別人不能拒絕。隨後把“通話”發表在次日的紐約《世界日報》上。而楊巍在美國的妹夫見到報上刊登的“通話”後,給胡平打來電話,也認為這樣做“會給楊巍招致危險”。胡平不僅沒有任何歉意,還搪塞說,只有公開發表通話,才能更好地保護楊巍。

  第二次是王丹被釋放不久,胡平從紐約給人在北京家中的王丹打電話,然後把電話交談全文刊登在《北京之春》雜誌上,隨後又收入他在臺灣出版的書中(《從自由出發》,第344頁)。胡平發表這份“電話交談”,並沒有王丹授權。曹長青據此認爲,胡平這樣發表身在國內的異議人士的私下談話,只是因為王丹剛釋放,媒體多方報導,把與王丹的“對談”發表,就顯得胡平也足夠重要,而這會給當事者帶來什麽樣的後果,胡平確實不加考慮的。

  第三次是魏京生獲釋,舉世關注,胡平又給魏京生打去電話,也是隨後把電話內容全部刊登在《北京之春》雜誌上,隨後又收入他的書中(同上,第323頁)。發表時注明“據錄音整理”,但也沒有魏京生的發表授權。曹長青認爲,胡萍此擧與前述發表王丹的“電話交談”如出一轍,也是爲了把魏京生的大名與胡平並列在一起,藉以提高胡平的名聲、地位。

  其十二,胡平爲了自己的“一貫正確”不惜放棄原則。

  1994年4月,曹長青在《北京之春》雜誌上發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公開批評那些民運名人和知識份子,在民運高潮時爭名逐利,在民運低潮時卻不顧尊嚴,向中共低頭,換取回國的機會。對此,胡平批評曹長青在“尊嚴回國”問題上不該對人不寬容。

  胡平的批評讓曹長青感到吃驚,因爲在撰寫這篇文章之前,曹長青曾與胡平探討過這個選題,並且獲得了胡平的認可;文章發表之後,針對一些人對曹長青此文的批評,胡平還在衆人面前為曹長青的觀點進行辯護。曹胡二人反目之後,胡平轉而批評曹長青此文,這讓曹長青既感到吃驚,也感到憤怒。曹長青認爲,胡平這種爲了“鬥爭需要”不斷改變立場、不惜放棄原則的做法,降低了胡平作爲“民運理論家”的水準。

  其十三,曹長青批評胡平濫用權力。

  在文章的這一部分,曹長青披露,他在《怎樣面對裸體的皇帝》一文中批評了胡平的“見好就收,見壞就上”的八字理論,同時批評了胡平引以爲傲的文章《論言論自由》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他把這些内容告訴了胡平,並通知胡平,他將把這篇文章投給胡平擔任主編的《北京之春》雜誌。胡平聞言,立即回復曹長青,說,作爲編輯,他認爲曹的這篇文章“低於發表水準”。

  令曹長青“吃驚並憤怒”的是,胡平真的這樣做了。當曹把文章送到《北京之春》雜誌編輯部後,胡平百般阻撓它發表。據此,曹長青認爲胡平是濫用權力,並舉出胡平拒絕發表觀點與之向左的民運人士鄭義和封從德文章的案例,以此佐證胡平的黨同伐異和濫用權力。

  應當說,曹長青此處對胡平的批評,未免有意氣之嫌,所擧的鄭義和封從德案例,也不過是增加他指控胡平的砝碼。

  其十四,“權力夢”膨脹,胡平自負、狂妄。

  在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曹長青指出胡平與魏京生、王軍濤和方勵之等民運大老攀比,是一種自負。在這一部分裏,曹長青則指控胡平與米蘭•昆德拉、哈威爾等國際知名人士攀比,認爲這是胡平的狂妄。

  這一指控的起因,是因爲胡平在反駁曹長青的文章中聲稱,曹長青文中引用了一系列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哈威爾和昆德拉的言論,並斷言“這些觀點是我們所不具有的”,這與事實不符。因爲曹長青所引用的這些蘇聯和東歐人的見解,“沒有一條是我沒有講過的”。衆所周知,此處提到的幾位蘇東人士,都是蘇東各國共產黨統治時期享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異見人士,胡平拿自己與這些人士作比,讓曹長青感到十分不痛快,認定這是胡平“權力夢”膨脹導致的狂妄自大。

  其十五,在文章的結尾処,曹長青聲稱,胡平的“權力夢”終將破碎。

  綜上所述曹長青文章的概要内容,可以看出,曹胡之間的爭拗不單單是立場、觀點之爭,也是朋友之間反目成仇的意氣之爭。雖然曹胡雙方都認爲真理掌握在自己手裏,但他們爭拗的核心,並非是爲了讓真理愈辯愈明,而是爲了誰能夠掌握海外民運的話語權,從而左右民運圈内的人心向背。當曹長青指責胡平導致海外民運分裂、遭受重大挫折的時候,當曹長青嚴厲批評胡平被“權力夢”腐蝕的時候,誰又能知道他自己心裏究竟是怎麽想的、他的真實意圖又是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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